1983年7月，邓小平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

因此，社会科学是法律教义学的必备前置科学，为法律教义学的展开铺平道路。对于有法律规定但不合理，解决的方法是客观目的探究，法律的客观目的与立法者的意图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在不一致时，要服从客观目的，因此，客观目的探究改正着法律，其结果是限缩或扩张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

民族、种族冲突和领土争端。[23] 各人文学科则通过理解和批判的方法提供善/恶的正当性判断，它们在制定法本身的性质之外处思考，将道德、政治、文化、宗教、种族、性别等因素纳入识别法律和法律运行的全过程。这些变化源于法律的实践导向，各种法律要直接回答人们在生活世界如何行为。在内容清单上，这属事情的适法性的认定，适法性指向某事项适不适合由法律规制，以防止过头的臃法和过少的法律漏洞。这一特点使得法学在全部学科中具有唯一性，没有一个学科具有这样的内在交叉性和论辩性。

因此，法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任何一种，是一个关于法律的教义学和非教义学的知识的独立学科。相应地，它们对法律的看法分为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不同的是，人权法原理是涉及人权的主体、属性、类型、特点的基础性原理，属于一门通过研究基本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即人权法学者从人权法体系内部角度提出的一般人权法理论。

综合上述两类观点来看，我国人权法学者对人权法的学科分类基本上是从法学研究中的分离命题和联结命题的视角加以考察，总体上概括了我国人权学科体系的设置。只有梳理出新兴人权与人权体系结构的关联，才能锚定人权法学一般学科的课程设置和研究范畴。考察新兴人权的主体、客体与权利内容，从整体与个体二元结构中为其找到意义脉络。因此，从非实证主义出发，人权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独立自存的本体，学者的任务在于发现、证成这些人权的样态和内部构造。

但释放人权法学具体学科的学术活力主要在于，提升人权法学一般学科为法学二级学科提出学术命题的能力，而此种能力是以人权法学元学科的多元知识体系的整合为基础。这种人权话语不仅是一种权利话语的表达方式，而且在话语的运用中会逐步使尊重人权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内部构造，可以有效排除决断式的权力话语实践。

最后，完成人权法学学术体系向话语体系的逻辑转换，形成一系列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全面提升我国人权法学话语体系的感召力与说服力。本文论证思路是，首先，需要突破人权法学学科体系的范式藩篱，寻找沟通人权法内外视角的渠道。这种现象可被概括为人权法学学科体系的内部观察与外部观察的二元分立。比如，国际人权规范与国内人权规范的交叉融合。

诠释学认为，无论是单向度考察立法者意志还是仅仅探求法律文字的客观意义都不构成法。我们所说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就是在应然人权的层面提出的。比如，单一宗教社会里将其理解为神谕，而一些多元宗教社会则认同人类的理性本质是效力的来源。从人权与法律的关系，可进一步推论出政治人权与法律的关系、道德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伦理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社会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历史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五对相辅相成的范畴。

国家应当采取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为市场经济运转提供规则、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等必要的步骤，履行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义务（如《宪法》第11条第1款与第2款、第15条第2款、第21条第1款等）。依照应然人权与实然人权的划分，可以更为细致地考察五对人权范畴。

另外，规定在制定法体系中的人权也是实然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其他实然人权不同的是，人权规范化以具体制定法为载体，而其他实然人权则是由经验事实观察而来的思想或观念。第二，从规范上看，原则与规则的关系也可以借由安置命题道德命题正确性命题推导出法律与道德的关联。

人权体系中最稳固的规范基础即《世界人权宣言》，所有的人权历史文化考据和人权哲学证成都应当以《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为框架，否则人权只能陷入漫无边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中。我国人权法学研究取向于国际人权条约与国内人权法规范的客观意义，完成了对实证法的法律科学层面上的初步加工。另一方面则从马克思有关人的类本质和共同思想出发，包含人类繁荣的维度，比如提倡政治上的互相尊重和对话商谈，文化上的多元共存和彼此承认等。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将法作为人类重大问题之一来看待。第二，法律型人权话语还须考量语词在法律意义脉络中的含义，即联系上下文来发掘相关人权概念在规范体系中的一致性解释。从人权法学学术体系来看，在人权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工程初步完成时，需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全新的人权法学命题，包括人权代际革新命题、合作权命题、融贯模式命题，并将其系统化为人权法学学术体系。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是，使我国的人权法学学术体系能够充分解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实践，从而扬弃既往陈旧的人权法学命题，并承载其解释与说理的首要功能。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因为从对国际法和国内法规定的人权的研究来看，其目的在于厘清法规范体系中已经确立的具体人权。

规范人权化则是纯粹的法律技术问题，不涉及人权证成的讨论，主要指落实人权的法律机制设置及实施。从法律型人权话语的特点来看，模糊性、精确性与规范性是法律型人权话语的三种典型特征。

在人权法学的学科体系框架内，并无其他学科无节制入侵的隐忧，因而也不必要专门设置一门关于法的一般学科作为边哨来检测、过滤、吸收相关学科的信息。譬如数字人权，以言论自由权、通信自由权、个人隐私权为主的第一代消极人权在数字时代有了内容拓展，以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报酬权等构成的第二代积极人权有被数字化侵蚀的风险，网络接入权、数据可携带权、数据遗忘权等新兴数字权利亟需获得法律设施保障。

所以，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人权展开为两个向度：其一，应然人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将这些知识变化适时引入至法规范的视域之中进行考察。融贯模式则推进了制度人权向实有人权的转换。二是以人权原理与部门法相结合，通过阐发人权原理的内涵，促进部门法研究的创新。

人权法学的学科构造说明学科体系的外在组成部分对于体系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重构囊括内在组成部分和外在组成部分的人权法学学科体系，就需要有多层次、多范畴的立体纵深化学科设计方案。由于人权体系同时具备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使得对人权体系的梳理变得尤为重要。

就此而言，有学者提出厘清实体正义、程序合法、目的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是重构大数据侦查人权保障规范体系的关键。如果国家人权基地研究人员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及知识体系，便应当鼓励研究人员广泛参与到元学科的课程教学、项目调研、课题研究等过程之中，促进国家人权基地与所在大学的深度交融。

这种策略当然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仍须看到，取得人权话语权的根本在于拥有一套具有自主性的人权法学话语体系，因为除了在现实国际人权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策略性不足，中国人权法学话语体系的缺陷还在于思想与理论的相对匮乏。国际人权规范需要体现协商与共识的理念，而国内人权规范也需要具有开放性与沟通性，推动形成国际人权价值共识，二者从而可以持续地相互贯通、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

譬如，数字人权环境人权工商业与人权体育与人权这些新兴人权议题指出了人权保障面临的当代挑战，而既有的人权体系可以为这些新兴人权议题奠定人权法规范性的基础，有利于理解新兴人权的内容和性质，由此才能使人权体系与部门法体系相互衔接。设置人权法学一般学科的目的是从人权规范与人权法治实践中提炼出具有统一性的构造与原理，即通过概念建构的方式发现存在于人权法规范秩序中的内在结构，将其作为奠基于中国特色人权法治实践的理论命题。因此，人权法学的具体学科与其元学科相似，只有依托于既有的法学二级学科建置，才能使人权不断具体化，并在具体的部门法规定中进一步被解释和适用。话语体系的生产机制、变革动力和表达效应与概念和命题的思想深度、关切广度及解释力度紧密相关。

从历史现象来看，主张发掘在本土历史演进中变动不居的人权观念。一方面，在一般学科的维度上，人权法学能够观察人权法学元学科带来的学科创新以及挑战。

进而言之，法治型人权话语要求推动对中国人权保障经验的理论总结，使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参与建构国际人权商谈机制，提升中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如果概念和命题难以为话语体系输送源源不断的内容，便会导致中国人权法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人权学术研究中的缺场，进而带来中国人权话语权的弱势局面。

人权法学界对于具体命题的探讨，既要赓续人权法学元命题与一般命题的学术体系脉络，又要关照现实的国家人权法规范体系。也就是说，要善于从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阐发新思想、构建新理论。